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有400多万名军转干部，在军转政策的框架之下，转身走向了地方。而军转政策，也在为转业干部服务的使命中不断调整而走向成熟。那么，新中国第一个军转安置文件是什么？它又有哪些政策方针？请看今天《解放军报》的报道——

军转政策一路与时代同行——

赋予转业干部更多选择权

2001年初被确定转业时，杨科是某部队一名软件工程师，出身军人世家的他，犯愁自己转业后会被安排到什么单位。

恰在此时，《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发[2001]3号）颁布，团职干部和军龄满20年的营职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方式安置。

杨科毫不犹豫选择了自主择业，应聘到某知名软件公司任高级工程师。自主择业后的10多年间，他数次跳槽，经历越来越丰富，工资越来越高，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如同3号文之于杨科，一项政策的实施，经常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很多家庭的命运。这个文件颁布当年安置的43900多名转业干部中，就有8200多名选择放弃政府安置，成为历史上第一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如今，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数量已经达到18万余名。也就是说，18万余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因为自主择业安置政策的实施而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有400多万名军转干部，在军转政策的框架之下，转身走向了地方。而军转政策，也在为转业干部服务的使命中不断调整而走向成熟。

时光回溯到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颁布下发。

当时，刚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数十万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军人回到家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这项政策，也奠定了新中国军转安置工作的制度基础：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成为60余年来军转安置工作总的指导方针；“必须妥善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则成为军转安置工作始终贯彻的原则；按照“复员军人须经过一定时期的集中训练”的指示要求，数以百万计的转业干部在接受教育培训后融入经济建设的滚滚洪流中。

在这个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安置文件之后，国家又陆续出台了诸多关于军转安置的政策文件。

杨科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复改转”政策。杨科的父亲曾是一个经历战火的革命军人，在“文革”中被安排复员。时年10岁的杨科，因此和母亲、兄妹一起，跟随父亲来到一个山村里，在日复一日繁重的农务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数年后，复改转政策不但让他父亲在城里落实了工作和职务，而且分到了房子，一家人在城里安居下来，母亲紧锁多年的眉头终于打开。在“文革”结束后，40余万家庭与杨科一家有着相同的“复改转”经历。

改革开放后，军转安置工作一路与时代同行，赋予转业干部更多的选择权。

多年在陕西省宝鸡市从事军转工作的转业干部符世雄回忆，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期间，宝鸡市每年安置的转业干部数量是往年的两倍多。按照当时的政策，转业干部一般回县里安置。但为了照顾功臣模范、鼓励干部安心服役，他们市规定，立作战三等功和平时3个三等功以上以及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15年以上的，可以照顾到市里安置。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区的转业干部已不用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由政府指令性安排工作。他们可以参加军转干部双向选择会，向接收单位投递简历，选择自己中意的岗位。1992年转业进京的齐明礼，在北京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把自己多年来发表的作品复印了上百份，带到双选会上投递给接收单位。双选会后，他接到了10多家单位的面试通知，最后凭着自己的出色表现进入某中央单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齐明礼对此十分自豪。

时光进入新世纪，转业干部可以通过考试考核积分选岗、填报志愿、双向选择等多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岗位选择。这些安置政策，可以让他们更多地致力于提升自身能力，而非热衷于“找关系”。

到2016年，已有20多个省区市实施考试考核安置军转干部的办法，让转业干部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功绩和能力去博得属于自己的岗位。“以前，转业干部们大多热衷于递条子、找关系，但现在，他们大多去跑新华书店、图书馆，考一个好分数才能在安置中获得主动权。”一位军转办工作人员说。

在安置去向上，政策同样给予了转业干部们更多选择权。2001年，划时代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颁布，军转干部们在安置地上也多了几重选择。除了回原籍安置外，他们还可以到配偶、父母户口所在地等符合条件的地区安置。比如杨科，来到妻子户口所在的某二线城市安置，结束了多年分居生活。

在历次裁军中，为妥善安置转业干部，中央也会出台政策，给予转业干部更多选择权。在此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选择自主择业的年限从服役满20年放宽到18年，师职干部选择转业的年龄从50岁放宽到53岁，军转干部安置地去向条件也进一步放宽。

“我经历过三次裁军，每次裁军都会带来转业干部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政府每次都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一位资深军转安置工作者说。

（作者系《中国退役军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