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传奇。无论是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长征都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辉煌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底色，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长征，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呢？可以说，在“长征”以及“长征精神”的传播中，文学作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最早定义红军长征意义的人

“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均有文人骚客或史家吟唱使用，李颀《古意》诗曰：“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王昌龄《出塞》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长征的意思也只是指长途旅行、长途出征而已，使长征真正成为“世界语言”，成为“英雄创世纪”，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还是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毛泽东。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述：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但是，“长征”作为一个革命的名词，最早并非出自毛泽东的笔下。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中国革命文献中，第一次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10月份开始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大撤退行动，定义为“长征”。这份红军的布告署名为“红军总司令朱德”。据说，其起草者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红星报》主编的陆定一。但发布这样的布告，肯定也是经过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认可和批准的。

长征，就这样进入了历史。但在这个时候，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人们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被国民党政府所塑造的“赤匪”，“共产共妻”，“毛泽东是无知的农民”或“半死的肺病患者”……世界，对长征更是一无所知。

那么，世界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个传说的呢？

陈 云：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人

如果要问第一个向世界报告红军长征的人是谁？我想，一般的读者绝对不会想到陈云。说起陈云，稍为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共的“红掌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1935年6月，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中央红军攻占泸定桥后，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回到上海。他要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斗争相互配合。8月5日前后，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同行，离开上海。他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是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刚好也在这一天闭幕。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听取了陈云所作的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直到60年后的1996年，陈云所作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才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找到，文件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系陈云的化名。报告中，陈云把长征称作“西征”。这是有关长征的第一份报告。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陈云整理完成了在上海就已经动笔撰写的长征回忆录《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化名“廉臣”，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以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贵州的传奇经历。1936年1月底2月初，《随军西行见闻录》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吴玉章、李立三等人编辑、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宣传长征。同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图书(64开本)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以此为标志，世界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问世。陈云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长征的人。

1938年1月，因经费困难，《全民月刊》停刊。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另一份最有影响力的海外报纸《救国时报》，便将陈云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与该报连载的杨定华(即邓发)所著《雪山草地行军记》(1936年12月28日至1937年6月25日)、《从甘肃到山西》(1937年7月5日至1938年1月20日)，三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出版。毫无疑问，这部《长征记》应该是系统、完整地叙述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单行本图书，更为重要的是，两位作者陈云和邓发均是长征的亲历者，其史料性、文献性和真实性无与伦比。不久，《长征记》的俄文版由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32开，80页，封面图片为长征路线地图，收入周恩来、彭德怀和红军照片10幅，正文收入标明红军根据地和长征路线图的地图一幅，并配素描插图两幅，十分罕见。笔者有幸购得俄文版一册收藏，估计在国内也是惟一的一本。

薄复礼：最早口述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口述自己亲历长征故事的人，是一个名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的英国籍瑞士传教士。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1934年10月1日，是薄复礼来到中国第12年的纪念日。巧也不巧，偏偏在这一天，他和妻子露茜在完成“复活”祈祷活动之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以“间谍”之名“逮捕”。随后，他“吃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的苦”，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前后共计16个月560多天，成就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薄复礼被释放后，在昆明疗养的日子里，在妻子的陪同下，把自己在红军部队的经历，口述给他的朋友利德尔等热心人士，整理出了一部回忆录。1936年8月，当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刚刚完成整编合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继续艰苦跋涉在长征路上的时候，薄复礼的回忆录“The Restraining Hand”(《神灵之手》)，交给了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于12月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故事的图书。该书出版后，在英国引起较好反响，很快再版，第二年被译成法文在瑞士Editos Emmaus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薄复礼如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动，并在《自序》中感谢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被捕”经历。1939年，薄复礼夫妇辗转美国、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国贵州，回到被红军逮捕的地方进行传教。后来，他十分真诚地对教友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我之所以要回国，主要是新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国际教会组织没有把这里作为传教的国家，所以几次通知我回国。这就是我要回国的原因，绝不是害怕共产党才回国的。”由此，萧克和薄复礼成了朋友，双方念念不忘长征路上的情谊。直到1987年，他们获得了联系，互相致信问候，写下了红军长征与一个传教士的历史传奇。

范长江：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记者

作为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中国当代最高新闻奖项“范长江新闻奖”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被誉为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红军。”胡政之立即答应，支付这个年轻人每月15元的稿费，请他为《大公报》写稿。

1935年5月中旬，范长江离京南下，于7月14日离开成都，开始了他的“成(都)兰(州)之行”。此行历时10个月，长达3000公里，是范长江第一次独立进行新闻采访活动，也是他记者生涯的标志性事件。他先后写下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一系列报道，满足了国统区读者渴望了解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引起了强烈反响，轰动一时，名声大振。

1936年5月，范长江回到天津，《大公报》聘任他担任正式记者。8月，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成兰之行”的通讯作品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出现了读者抢购的风潮。《中国的西北角》是范长江的成名作，也是其新闻生涯的早期代表作。史学界有人认为它“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2月，范长江领受前往陕北采访中共红区、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任务。在采访周恩来、林彪、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中共高层领导后，2月9日，范长江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随后，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于第二天立即返回。要知道，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人们正沉浸在春节的万家团圆之时，范长江则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于2月14日写下《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吹开了蒋介石新闻封锁的大门，把蒋介石刚刚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西安事变的谎言掀了个底朝天。蒋介石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把正在南京采访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怒骂一顿。

1937年3月29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亲笔致信，以“弟”自称：“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泽东。”

范长江作为第一位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媒体人，以其罕见的勇气、胆识和才能，写下了中国新闻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前途命运，也为现代中国写下了活的历史。

埃德加·斯诺：最早完整叙述红军长征的外国记者

1936年春天，埃德加·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与张学良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一致抗日的消息后，他分析认为：“蒋介石十年来一直大喊‘赤匪’，接二连三地去消灭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依然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到底是神话故事还是什么，西方人，包括中国人都不知道真相。这些年，红军一直在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甚至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过红军控制的地区，如果我能去的话，就将获得世界独家新闻。而且这是一个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头号新闻。”于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获得中共中央的允可，秘密前往陕北采访，开始了他“探明事实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的“红色之旅”。

1936年6月3日夜，斯诺带着由刘少奇签署的介绍信、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从北平出发了。7月9日，斯诺在安塞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9日和10日，周恩来与斯诺进行了两天的谈话，随后为其精心安排了一个92天的采访行程。13日，斯诺在红军官兵的护送下，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这天傍晚，毛泽东步行至外交部，看望刚刚抵达的斯诺和美籍黎巴嫩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14日，毛泽东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1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第一次会见了斯诺。在16日、18日、19日、23日，他们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方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长谈。随后，斯诺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由吴亮平(即吴黎平，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和胡金魁(在《西行漫记》中至今仍误译为傅锦魁)陪同，前往甘肃、宁夏的红军前线采访。

9月22日，斯诺回到保安。10月份，毛泽东接连十几个晚上，把自己的生平和长征的经过，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告诉了别人，而且还是外国人。斯诺形容自己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微弱的烛光映红了窑洞的墙壁。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追忆往事，气氛十分随和。

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于月底返回北平，立即进入了紧张的写作之中，同时通过讲演、聚会、放映电影等形式，及时传递从陕北红区带回的消息。就这样，斯诺的新闻报道像一枚炸弹在中国大地上炸响，毛泽东和红军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赤匪”的新闻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篇篇新闻稿件成为各大报纸争先抢发的头条新闻。应该说，在斯诺发表的诸多文章中，尤以在美国ASIA(《亚细亚》)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和《长征》最为著名。

《亚细亚》是从1937年的7月至10月，分四期发表斯诺笔录的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毛泽东自传》)。接着，在10月和11月，分两期连载了斯诺撰写的Long March(《长征》)。这两篇作品，均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社组织翻译、编辑、出版。12月，《文摘》杂志因淞沪抗战爆发改名《文摘战时旬刊》，迁至武汉编辑出版。翻译为该校学生、同时兼任该刊主编之一的汪衡。新中国成立后，汪衡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任版权处处长，在国际上有“中国的版权先生”之称。

就像1937年11月1日出版发行《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书一样，《二万五千里长征》单行本图书，在1938年1月1日也被列入文摘小丛书，由黎明书局出版，成为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公开以“长征”作为书名的图书，也是最早地完整叙述长征全过程的作品。

此前，英国伦敦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维克多·戈伦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在1937年10月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在胡愈之的组织下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翻译出版。而早在一年前的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王福时、李放等爱国青年用不到10天的时间，就已经把斯诺撰写的报道翻译并编辑成书，假借上海丁丑编译社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名，在北平秘密出版，成为斯诺陕北红区报道最早的中文译本。但遗憾的是，那时斯诺还没有完成《毛泽东自传》和《长征》的写作。后来，王福时陪同斯诺夫人海伦访问延安时，当场将此书面呈毛泽东。后来，《毛泽东选集》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时，在论述关于抗日战争问题所作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此书。

关于长征，斯诺认为自己写得太少太少，还应该写出一部大书。他遗憾地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而对西方的外交官和政治观察家们来说，长征就像毛泽东曾经是一个传说一样，他们都力图要搞清楚共产党人这次大转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价值。美国历史学家里奥·胡柏曼说：“长征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高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中美关系史学者迈克尔·沙勒说：“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是与毛泽东谈话的年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经典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俄、德、法、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风靡全球。1943年春，斯诺在苏联采访过三位森林游击队的青年女队员，她们原先不认识斯诺，当被问到“是谁教会你们打仗”时，其中一个叫莎莉的回答说：“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会我们一些。我们也从一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

海伦·斯诺说：“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那个年代，人们休想在报刊上替共产党、毛泽东说真话。”与其说是历史选择了埃德加·斯诺，不如说是埃德加·斯诺创造了历史。

《红军长征记》：最早的红军长征将士集体口述史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同时，毛泽东还向各部队发出电报，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红军将士们的积极响应，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首先带头写作，如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张云逸等。

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李一氓、肖华、王首道、熊伯涛等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不少人也纷纷响应号召，如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童小鹏在通知发出第二天的日记中这么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童小鹏热情高涨，一个人就写了《离开老家的一天》《粤汉路边》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残酷的轰炸》完成于10月7日。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诺。

为出版《长征记》，红军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梦秋，整体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并由其负责最后统稿。1937年4月15日，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生动描述了她编辑《长征记》时的愉快心情：“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蠕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200多篇文章，约50多万字。毫无疑问，这些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文献价值迄今为止也是最高的，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呈现了长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态，字里行间闪耀着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二万五千里》编辑完成后，并没有付印出版，编辑委员会抄存了极其少量的内部誊清稿。目前考证存世的仅有两部。一部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部，一部则在1937年上半年经由地下交通交给在上海负责恢复白区工作的冯雪峰。

《二万五千里》为什么没有及时印刷出版呢？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共和红军在陕北苏区的危机得到了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化解，从此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个时候，红军开始东征，丁玲等也赶往前线，《二万五千里》的编辑工作也因此暂停了。

从1936年8月发出征文启事，《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经过6年时间的等待，迟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选定文章100篇，32开，412页，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铅印成书内部发行，马兰纸印制。目前这个版本的《红军长征记》存世也极少，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各存有一套。其中，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系朱德签名赠送给斯诺的礼物。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文活动，可谓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但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和军委最重要的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等，均没有撰写文章。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毛泽东曾经应允为《长征记》撰写“总述”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10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的确，缺文成了永远的缺憾！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内部读物《党史资料》，选载重印了《红军长征记》的大部分内容，受到党政干部和青年学子的热烈欢迎。第二年5月，人民出版社将此书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公开出版，再次对全书内容进行了增删和修订。从此，红军长征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堂，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间传奇，而长征精神因此逐渐演化为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战胜困难、勇敢前进的精神图腾。

——世界，就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长征是中华民族开始崛起、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红色起点，它对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神话”，是丰富发展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崭新阅读文本，是中国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长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