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经走过96年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人们在回望中共创建那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请您先谈谈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既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要认清这个问题，从建党过程本身来讲，还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必须拓宽视野，把中共的创建摆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必然性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人为促成，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中国原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强大帝国，一直到清朝初期社会生产力仍处于世界的前列。由于封建王朝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逐步衰落下来。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不是自己改变的，而是资本殖民主义的铁舰洋炮轰开的。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包括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在内的5次大规模战争。5次侵华战争前后持续了10年，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有六分之一的时间在挨打。战败的结果是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丧失主权。中华民族经受了西方列强侵略的深重灾难和屈辱，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外患内忧、民族危机的境遇，中国人民是不会甘愿长期忍受外敌侵略、亡国灭种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和各阶层民众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斗争。但是，这些努力都一一失败了，亿万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本报记者：能不能请您扼要介绍一下中国近代这些救亡图存斗争的概况，以及失败的主要原因和教训？
邵维正：好的，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斗争概括起来大体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农民运动，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的农民运动，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太平军势力一度扩展到18个省份，打下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并在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沉重打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统治。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加之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最终失败了。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了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它终究是封建私有制下的小生产者，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也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一旦取得政权也会走向封建化，担当不起领导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第二类是改良运动，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开明人士发起的“求富、自强”活动。他们主张兴办近代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型学堂，“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虽然经过30多年的努力，建立起一些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发动的戊戌变法，更是昙花一现，仅仅103天就被封建守旧势力镇压下去，付出了血的代价。改良派共同特点是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秩序和制度，希图依靠开明君主推动社会进步，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成功的。近代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在中外统治势力十分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
第三类是资产阶级革命斗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自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经过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失败，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一个月内，当时全国24个省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加入革命阵营。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结束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也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令人惋惜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被袁世凯所篡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双方力量悬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长期在海外活动，国内的基础较为薄弱。而当时的实力派袁世凯控制着军队和经济资源，使革命派没有还手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腕，对革命派表示“拥护共和”，对清皇室则逼其退位交权。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乘势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由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之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依赖封建势力，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复辟帝制，引起了革命派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团结一大批爱国志士展开了顽强不懈的斗争，先后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但都遭受失败，未能挽回国势衰败的命运。北洋势力统治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民不聊生，中国社会存在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某些方面还更为激化，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痛苦，成了人们最迫切的期待。
在此前后，还出现了一段政党政治的闹剧。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受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政坛也兴起了一股议会竞选、政党组阁的热潮。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争取在权力分配时得到更多利益，纷纷组建各自的政党，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政党林立的局面。1912年前后的几年间，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几百个，争权夺利，喧嚣一时。大多数政党思想庞杂，组织涣散，有的政见不一，多次改组；有的根基浅薄，转瞬即逝；也有的内部对立，不欢而散。即使少数坚持下来的政党，也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束手无策。这股热闹了一阵的政党政治，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结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迅即成了过眼云烟；种种救国方案也各显身手，但都化为泡影，没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沉闷、彷徨中寻找新的社会力量和前进道路。几经失败之后，人们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到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背景，是历史必然性的依据所在。
本报记者：通过您对近代中国社会大背景和救亡运动、革命斗争的简要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必要性的认识。那么，怎么看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呢？
邵维正：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必要性和可能性辩证统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不例外。只有既具备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脱颖而出，站立到救国救民的前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五四运动前后建党要素的缘起、积累和形成作些概略的回顾。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在五四时期。《新青年》是当时弘扬新思潮的主阵地，1919年5月李大钊把六卷五号编辑为“马克思研究”专刊，尤其是他亲自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成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同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马克思的原著或主要观点，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前后达6个月之久。
此外，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使传播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有组织的状态。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1920年3月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在李大钊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随后上海、武汉、长沙、济南也先后建立，展开了多样化的学习宣传活动。为了让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人们能够学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在陈独秀的帮助下于1920年8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印发了许多通俗的有关马克思、列宁的小册子。随着新思潮涌起，百家争鸣、异说竞起，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骨干与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展开了三次论争，批驳了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立起建党的指导思想。
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外资企业、官办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建立而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到五四运动前后，产业工人达到200万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另外还有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工人数量不算多，而与俄国建党时的270多万和印度尼西亚建党时的50万工人相比，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外国资本、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剥削，有很强的革命性与斗争精神。
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罢工运动起始较早，而且连续不断、日趋增强。据统计，从1870年至1911年的41年间，发生罢工106起，平均每年2.6起；而从1912年至1920年的9年间，发生罢工226起，平均每年25起以上，比前一个时期增加9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运动已经开始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1916年10月天津老西开的罢工、1919年6月上海反帝爱国同盟大罢工，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已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觉悟不断增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必然要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着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三是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和早期地方组织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一结合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是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实现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毛泽东、李达、邓中夏、张太雷、周恩来、蔡和森、彭湃等杰出代表。他们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深入到工农群众联络发动，正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逐步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作为这一结合的标志是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有了一大批建党骨干，又有建党组织活动的实践，一个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是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具备，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艰巨使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当然，中共建党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展开的，加上缺乏经验，中共一大的召开稍显仓促，但还是完成了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历史使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并制定出《中国共产党章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圆满完成。
本报记者：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有哪些现实意义？
邵维正：温故而知新。我们回望和梳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遭际和屈辱，抗争和挫折，奋斗和崛起，会给人们以诸多的启示，引发深层的思考，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
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海外曾有一些责难和非议，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舶来品”，甚至是“卢布党”。这些论调至今还有市场，一言以蔽之，实质上是否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共产国际与列宁对中国建党十分关心和支持，共产国际代表也给予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植根于中国社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追求。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了建党的酝酿，当时第一位共产国际代表还未来到中国。后来，吴玉章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恽代英在湖北建立共存社（亦称波社，取布尔什维克组织之意），既没有与李、陈联系，更与共产国际代表没有什么关联。这都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建党活动已经开启，是内因在起主要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建党的各种要素还是生长于中国社会。我们论证并强调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对西方长期存在的片面观念作出认真的回答。
时至今日，我们重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为唤起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爱国之士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要到哪里去，干什么去？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革命前辈和先烈，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一直没有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而道远。这是历史必然性的延续，是理想信念的体现。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崇高追求和奋斗精神，面向未来，不畏艰难，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经受各种艰难考验，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