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作战的本质是诸多作战系统的无缝链接和力量融合。推动联合作战创新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营造好联合作战浸润成长的联合文化。没有建立起这种文化，或者这种文化没有被贯彻始终，联合作战在实践中就会遇到较大的思想障碍。

美军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日趋成熟、制度日渐完备、技术遥遥领先的情况下，率先提出联合文化概念，并将其作为转型总体战略的首要方面，视为“实现联合的核心因素”。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军就在《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中提出了“联合文化”，随后又在《联合作战概念》中突出强调了联合文化培育。进入21世纪后，美军更是将其列为转型总体战略的首要指标，贯穿军事职业教育全程，甚至认为“军事革命的前10年到15年，主要是进行联合文化的塑造”，可谓对联合文化情有独钟。究其根源，还在于联合文化内聚共识、外化于形的奇特“功效”。

打碎军种壁垒坚冰的利器。众所周知，美军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指挥体系后，也曾一度被平时争角色定位和经费利益、战时争任务主导和资源保障的军种恶性竞争所困扰。在深入分析后美军指出，“自以为是、相互对立”的军种价值观是病灶所在。基于编制体制形成的军种文化使“各军种都想在各项任务中扮演领军角色”，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曾用“击沉海军”（Sink Navy）鼓舞士气，海军军官学校（安纳波利斯军校）则还之以“打败陆军”（Beat Army）。

对此，美军认为，“要打破以往军种之间竞争的文化，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注重联合作战的文化”。由此开启了美军联合文化培育之路，融合军种文化重塑联合文化，确立联合制胜的价值取向，强化彼此依存的联合思维，着力打破制度转换过程中的“瓶颈”。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美军联合文化塑造见到了成效。就连一向被认为“传统上最抵制变化的兵种”的海军也积极开展联合军事职业教育，力争不让“一名军官落后”，确保海军军官“在达到所有的职业里程碑时，能更好地胜任联合作战任务”。

实现人器合一的“粘合剂”。二战以来，美军绝大多数时间在引领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在其军事变革历程中技术主导论一度成为主流，主张技术上的突破必然导致联合作战能力质的飞跃，从而确保其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种认识，美军大力推动C4ISR指挥信息系统、GIG全球栅格、战术互联网、数据链等建设，统一数据标准、建设标准、接口标准，并出版系列技术规程、操作流程，以期通过技术上的“联”，实现联合作战的“融”。然而，海湾战争中各军兵种自成体系的专业式联合，让美军享受技术领先红利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技术变革“基本上是在现有的‘游戏’中增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把旧的要素重新进行组合”，“任何高技术武器都不能使美国武装力量实现转型”。为此，美军再次祭起联合文化的锋刃，从低至高全程开展联合军事职业教育，重塑联合思维，强化技术创新与军事思维互促共融，实现人与技术的有机融合，从而推动了联合作战向更高层次迈进。

规范联合行为的圭臬。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深化了美军对联合作战的认识：信息时代作战行动，都是联合作战行动，都需要精确打击、精确协同和精确指挥等联合行为；这种行为规范不会自发形成，需要通过联合文化的反复熏陶和教化来实现。对此，美军曾强调指出，“真正的军事转型应该更少地指向硬件，更多地培育一种由构想与战略、适应性机构、人员、条令和程序推动的文化”。为此，美军专门制定并定期更新一系列联合出版物和联合战术、技术程序，比如JP5-0《联合作战计划制定纲要》就对联合作战计划的程序步骤、工作内容、工作方法进行了系统规范，各军种作战条令都依此对本军种计划工作进行了规范，为约束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提供了依据。同时，美军还融入联合训练培塑联合文化、规范联合行为，广泛开展战争模拟、联合训练、联合军演等战训实践，让规范固化联合行为模式内化于心、外显于形。

当前，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处在新编制运行的磨合期、换挡期，在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联合作战训练、提升官兵联合素养的同时，多研究参考外军联合文化培育的有益做法，同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文化，培塑联合意识、重塑联合思维、强化联合行为，才能更好地为加速推进改革强军伟业提供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