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7月初开始下起的。金振中的记忆里，这一场连绵阴雨，未曾间断。
7月6日下午14时，他独自换上便服，扛着大锹，踏过泥泞之地，至卢沟桥车站。
这是1937年的北平，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频繁演习，与我29军冲突不断。
彼时29军共有4个师驻守。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
金振中回忆当时情景：远远看过去，前边七八百公尺的地方，日军的队伍正不顾雨淋和泥泞演习，目标正是宛平城和卢沟桥。
战争一触即发。
第二天，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记忆里，7月7日晚，卢沟桥附近第一阵来源不明的枪响过后，8日4时23分，日军得到可以向29军开枪的命令。
8年抗战，从卢沟桥掀起了序幕。
守卫者的大刀
像剥开一枚洋葱一样，原启长反复撕下一层裹着一层的旧报纸，他收藏的那把刀露出了容貌。
刀柄缠绕结实的布条，刀身已锈迹斑斑，引人注目的是中间两个小环，其中一个和刀身之间有些间隙。
66岁的原启长“嗖”地站起身，舞起大刀。“这处豁口，搏斗中可能正好卡住日军的长刀。”他说。
老照片里，大刀刀柄下面的圆环是要系上红绸的，耍起来红绸飞舞，煞是醒目。
78年前，驻守卢沟桥的29军，也是用这样的大刀，担起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之责。原启长的父亲原逢汪，时任29军军训团的武师，教授士兵们形意拳。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据东三省，继而驻军丰台。彼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日军一改称呼，变为“倭寇”，并在每天首行写下两个字——雪耻。
日军之嚣张让中国群情激奋，29军尤甚。1936年冬，为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29军招募各地青年，甚至有东南亚的华侨，一同集训于南苑，军训团就此诞生。
军训团的驻地，就部署在南苑兵营里。训练之严格，很多军人都记忆犹新，他们在回忆录中都曾提及，学员饭前必唱《吃饭歌》，歌词是：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吾辈天职。
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的29军是由冯玉祥西北军整编而来，尽管有抗日之心，却“生长于夹缝”，并不受蒋介石器重，其装备与蒋氏中央军也不可相比。
这一点得到北京市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刘苏的印证。在他的描述中，29军的士兵多来自山东、河北、河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能吃苦。
新兵和军训团成员，一入伍就要练习刺刀和劈大刀，来弥补缺乏精良武器的劣势。
如今，原启长在他牡丹园附近的小屋内回忆往事，提及29军与父亲，他总带着敬意。
依稀记得父亲说，他有一辆部队配置的自行车，每天都从军队骑回家。
7月7日，残酷的战争开始，自行车就停在老房子的门道里。每次打那经过，原启长会觉得时间就定格在那天。
卢沟桥上第一枪
7月7日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身影……”
清水节郎曾清晰记录这个特殊的夜晚，他是当时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第八中队队长。
战前的安静只维持了几个小时。驻守宛平城的国军第29军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曾回忆，晚上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响起了一阵枪声。
这与清水节郎的描述一致：“晚上十点半左右……突然间，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
七月七日的这一阵枪响，成为此后中日双方研究者屡次争论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枪的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荣维木认为，这位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说，“你要看，这是在谁的疆域。”
在荣维木看来，这场战争是必然的：“从《辛丑条约》到九一八事变，再到七七事变，日本的对华扩张政策从没改变。战争一开始就已注定。”
这阵枪声过后，日军行进到宛平城门下，要求入城。理由是寻找刚点名时不见的一位日本士兵，遭到29军拒绝。
双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两三点钟。这个过程中，时任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不断地接到219团团长吉星文的电话：“日军态度变强硬了，说不开门入城，就开打！”
秦德纯的回应是：“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打就打！”
彼时29军士气旺盛，吉星文曾回忆，战士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听说要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
后来，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听到日本军队与29军开战之时，在日记里写下：“7月7日，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与桥共存亡
“那天晚上炮一响，我父亲就感觉要出事。”78年后，29军110旅旅长何基沣之子何瑗，还记得父亲的讲述。
他说的那天，是指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30分，日军开始炮击宛平城，卢沟铁路桥失守。
当时何基沣和谢世全的部队都驻守在西苑，8号早晨，何基沣来到宛平城下，在门口喊：“谢别子(谢世全外号)，集合。”
何基沣让谢世全带着他的220团到卢沟桥增援吉星文，二人就在卢沟桥坚守了20来天。
也是这天晚上，何基沣从这两个团选了200人，何瑗回忆，父亲给金振中下了死命令：“你金振中今天要是不把铁路桥拿下，提头来见我。”就这样，铁路桥重新被夺回。
在刘苏看来，这场战役几乎人人都“抱定一切牺牲之决心”。
穿梭在北京档案馆的书架间，刘苏随手从架上拿起《北京档案史料》。书壳颤颤巍巍，几乎要脱落下来。
为了研究卢沟桥的史实，这本书一直被人们翻阅，成了档案馆里最破的一本。
史料2005年的第二辑里，清晰记载着一首卢沟桥歌，第一句是：“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这与当时前线总指挥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命令吻合：“不怕牺牲，卢沟桥就是尔等之坟墓，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战斗情绪迅速蔓延到北平各界。7月8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派遣4名代表前往卢沟桥声援29军。那是清晨6点40分，学生们记得，宛平城下，机枪大炮声不绝于耳。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蒋介石：“悲愤莫名……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
29军将士死守阵地，驻守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以身殉国。
卢沟桥真成了坟墓。
多年之后，当年的29军将官愿与士兵们生死同地，110旅旅长何基沣、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都把骨灰撒在这里。
何瑗记得，父亲何基沣的老部下来参加追悼会。他们回忆，当时站在宛平城墙上，那么远，都听得到铁路桥上大刀砍杀发出的“咔咔”声。
南苑空袭
那场战役，在中日双方的打打停停中推进，直至发生七七事变中最惨烈的一战：南苑空袭。
29军老兵吴江平记得，7月28日这天，刚拂晓，30架日军飞机盘旋于南苑上空，弹坑累累，土柱冲天，硝烟弥漫。这是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的总攻。
再次提起卢沟桥和南苑空袭，吴江平睁大深陷的双眼，情绪激动：“当年突围的时候，他们都死了，就倒在我旁边”。
吴江平口中的他们，是指南苑的8000守军，其中包括1500名学生兵。
军训团的学生兵们原本并不计算在参加战役之列，七七事变后，各队开始发枪，北平城附近的磨刀师傅们给学生兵的大刀全都开了刃，整个营房磨刀霍霍。
南苑的38师教导队学生兵傅锡庆记得，学员们停止了一切课程，白天修筑堡垒、挖掩体、交通壕，夜间怀抱大枪和衣而眠。
大刀无法抵挡空中的炸弹，南苑的中国军队和学生兵成为攻袭的目标，死伤人数至今不详。
年长些的南苑村民，2005年时曾向刘苏讲述就地掩埋南苑学生军的经过：上百具遗体，连花名册也没有，就地摞起来，战争情势紧张，没办法深埋，就这样推进了路旁的沟里，再覆上一层黄土，就算安息了。
29军阵亡官兵掩埋地之一，就是时村和石榴庄一带。
2015年春天的时村和石榴庄地铁站，和任何一个城乡接合部一样，沙尘灰蒙，小贩环绕，行人神色匆匆。
在摩的司机扯着嗓子的招呼声里，刘苏的声音很低：“这些人想不到，其实历史离我们这么近。”
除了他，周围恐怕没人知道，脚底的一块狭长三角地，就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牺牲地。
老兵的军礼
2005年，刘苏走访时村，寻找佟麟阁牺牲遗迹。
1924年出生的村民乔德林回忆，1937年7月28日，日本兵占据了时村，在村民房顶上布设火力点，向南边青纱帐里的29军扫射。
乔德林家的房顶上，就驾着两挺日军机关枪，战斗开始，机枪子弹壳“哗哗”落到他家院里，带着温度和一丝火药味，一直掉进村民躲藏的地洞里。
日本兵走了后，乔德林去查看自家的庄稼地和菜地，棒子地都齐刷刷被机枪扫射打倒了。一处种植山药的三角地里，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身体。
村里游手好闲的“麻头”想从这具遗体上摘走带有金链子的怀表，被一旁看护的卫兵喝退。
后来这只怀表被带到了佟家，作为佟麟阁的遗物，由其子佟兵一直保存，直到“文革”时遗落。
曾任军训团教育长的张寿龄曾回忆，说得到撤退命令后，佟和他立即决定，命令三个大队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分路撤出南苑，都不准走大路。
佟麟阁率部在抵达大红门附近时，与一股流窜的日军突然遭遇，不幸遇难；同样牺牲的，还有第132师师长赵登禹。
吴江平成了幸存者。
撤退途中，他发现一个日军机枪手在一山包上用三挺机枪，控制三个方向的扫射任务。他在机枪声中从后面悄悄爬上去，一刀砍下了对方的脑袋。
78多年之后，燕郊一所养老院2楼的房间里，吴江平正在午睡。
他已经102岁了，眼窝深陷，张着嘴，喉咙里发出空气进出的声音。
因为患有严重的帕斯金症，全身萎缩，吴江平的手指蜷成一个畸形的拳头。这几乎是能寻访到的历经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位老兵。
见有人来，他会缓慢地抬起右手，抬到和肩膀齐平的地方，再不能动时，他就低下头，往手的方向凑。
他的护理解释说，吴江平在用自己失去控制的身体，向来人行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