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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与子同袍 同心断金
时间:2016-09-14 浏览:742 来源:本网站 作者:admin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刘凤健

★长征中的红军队伍,是一个充满关爱温暖的革命大家庭,红军将士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在凶残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并肩作战;在空气稀薄的雪山路上,搀扶鼓励;在茫茫草地的篝火旁边,依偎取暖……这正是红军的凝聚力、战斗力之重要源泉。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中的名句反映出将士在强敌与危难面前舍生忘死、同仇敌忾的生动景象。回顾80年前的长征路上,这样的景象何其多也!漫漫征途,红军将士在危难当中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共御顽敌的一幕幕,让人们在充满硝烟与死亡的味道里,强烈感受到一种超越苦难的高尚人格与革命情谊,以及这种人格和情谊在那场异常艰苦的远征当中展现出的强大力量。

(一)

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遵循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原则,建立了良好的军队内部关系。而这种良好内部关系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说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毋庸讳言,人民军队在初创之时,部分官兵是从旧军队脱胎而来的,旧军队的制度、思想和习惯难免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打骂士兵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主持起草、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有这样一段文字:“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

毛泽东讲的“铁匠”,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的郭天民。参加革命之初,郭天民对国民党反动派一腔仇恨,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哪里有枪声就带领部队往哪里冲,见到有人胆小怯阵或行动怠慢,他往往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轻者痛骂,重者体罚。1929年12月下旬,郭天民参加了在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在提到红军要肃清封建军阀主义残余的影响,坚决废止肉刑的问题时,曾当众批评郭天民说:“战士们称你是郭‘铁匠’哩!”这对郭天民震动很大,促使他认真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与资产阶级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领悟到只有官兵一致才能打胜仗的道理。

古田会议特别强调,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特别应当关心伤病兵,给予他们以优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绝对平均主义、雇佣观念、消极怠工等错误思想倾向。人民军队处理内部关系的原则,通过决议的形式由此加以确立,团结友爱的官兵关系逐步建立起来。“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动人歌谣,也从赣南、闽西飘向了全国苏区。

(二)

军队内部关系的核心是团结问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等,都反复说明团结和谐的内部关系对军队行军打仗的极端重要性。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军队内部关系,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浸染下,军官与士兵能够自觉认同、沟通与合作,进一步增进军队整体和谐与稳定,增强军队的内聚力和亲和力。

长征中的红军队伍,是一个充满关爱温暖的革命大家庭,红军将士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在凶残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并肩作战;在空气稀薄的雪山路上,搀扶鼓励;在茫茫草地的篝火旁边,依偎取暖……这正是红军的凝聚力、战斗力之重要源泉。

长征中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大家同甘共苦,更是对广大红军指战员莫大的鼓舞。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他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在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时,毛泽东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来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

在过草地的最后几天里,粮食发生严重困难。周恩来叫警卫员把仅存的一点青稞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泡水喝。警卫员担心地问:“那以后你吃什么?”周恩来严肃地说:“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一份力量。”另有一位叫邓仕俊的战士在战斗中负了伤并患上了伤寒病,实在走不动了,面对茫茫大草地流下了泪水。师政委杨朝礼得知后,决定留4个同志抬他走。邓仕俊在同志们的照料下终于赶上了部队,但抬他的4个人却倒下了3个。革命胜利后,他以“生命”为题写下这段回忆,深情怀念牺牲的战友,他说:“一想到这,我就越发感到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 

团结出向心力,团结出凝聚力。环境越艰苦,阶级感情就越深厚;战斗越残酷,革命情谊也就越牢固。这种血与火熔炼出来的兄弟情、战友爱,凝聚起同心断金的巨大威力。此时此刻,我想到浙江奉化蒋介石的家乡有个妙高台。当年,只要这位国民党总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溪口去妙高台别墅,必定乘坐两人抬的滑竿(轿子)。这栋地处雪窦风景区、海拔不足400米的别墅,与海拔四五千米、荒无人烟的皑皑雪山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是在将士面前颐指气使、养尊处优,一个是在官兵面前率先垂范、同甘共苦。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们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足以揭示出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天下的真谛所在。

(三)

良好的官兵关系不但是我军团结自己、保持强大凝聚力的先决条件,而且是战胜敌人、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官兵关系,意味着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兄弟情谊,意味着“可与之赴深溪”“可与之俱死”的热血情怀。这种情谊、勇气和决心,能够促进官兵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激发官兵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证部队从胜利冲向胜利。在惊心动魄的远征路上,红军官兵既要面对千难万险的自然环境,又要迎击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如果没有精诚团结、齐心协力的革命情谊和优良作风,要战胜这些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战斗是在赤水河以东的土城进行的,因情报有误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为了扭转战斗的不利局势,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决定亲自上前线,直接指挥作战。《朱德传》就生动形象地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了头。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

位于松潘大草地东北方向的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在攻打包座的惨烈战斗中,第四军第十师师长王友均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关枪冲上战场,待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凛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这支每个官兵配备一支德国制造20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大刀的交通队,是王友均师长的一张王牌。果然,在王师长的率领下,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下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地朝着敌人挥了过去。红军不顾一切拿下了包座,而年轻的红军师长王友均却长眠在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时为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跪在他的遗体前仰天长叹。时任该师交通队班长的李德生,因未能保护好师长的安全而遗恨终生。

在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的危险境遇下,弱小的红军之所以能够化危为机、转危为安,靠的就是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靠的就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英勇精神,靠的就是广大官兵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革命情怀。此后,我军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继续转战,在分散割据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尽管每一支部队的成员变化都很快,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团结战斗、甘苦与共、生死相依,充满阶级友爱。这种官兵一致、亲如兄弟的深情厚谊,保证了我军历经艰难而不溃败,直面强敌而不退缩。国民党军曾有人由衷地感慨道:“我们学不了,就官兵一致,一律平等这一条,就学不来。”

(四)

穿过戎马倥偬的时空隧道,从朱德上山挑粮的扁担、长征草地充饥的皮带、上甘岭坑道传递的苹果中,凝练出的官兵一致原则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建军治军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作风和特有政治优势。

长征的历史随着时光飞逝已渐行渐远,但蕴含“紧密团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等内容的精神财富,在新形势下始终燃烧着不灭的火焰。当前,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道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需要攀登,还有许多“草地”需要征服。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使广大官兵在承担使命任务中能够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在日常交往中能够坦诚相见、倾心相助,让融洽官兵关系、凝聚军心士气的政治优势,成为攻坚克难、开启胜利之门的时代钥匙。

(《解放军报》2016年09月14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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