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
——与小说家、编剧海飞谈谍战剧创作
■本报记者 傅 强
影视的繁盛源于文学的溢出效应
记者：最早接触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在整个70后作家群中，你的个人风格也是显明出挑的。然而从《旗袍》开始，短短几年间，《旗袍2》《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花红花火》，一部部影视剧的接连推出，使得“海飞现象”成为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界的热门话题。即将上映的电视剧《麻雀》又是未播先火，在我看来，这是你谍战剧创作中文学性极强的一部，把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应该说是一种极有难度的写作吧？
海飞：说到难度，首先当然来自文体的转换，《麻雀》源于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同名中篇小说。但是对编剧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于对品质的追求，说白了是一场智力比拼，也是一场闯关游戏。特别要说的是，“两难”是最令编剧纠结的，在以往的谍战剧中，我们总是忽略了“难”的程度，主人公面临的问题，总会轻易地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要想打造一部经典剧，编剧必须要把自己逼到墙角，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者：我们常说影视编剧是把双刃剑，过多涉及影视文学创作会损坏小说家的感觉。但在你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并未出现这种状况，反而是感觉你的故事编织非常扎实，而且借用了很多视觉化语言，比如人物视角的切换、故事桥段的运用……打通小说创作与剧本写作间的鸿沟，并在两者之间自由跨界，是一件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你是怎样处理并且融汇这两种思维或者说两种语言的？
海飞：有很多小说家离开小说后没有再回来，不是回不来，是他们不想回来了。回来的路径只有一条，相对的安静。但是剧本创作让他们无法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来静心。我在写小说前，会有一个清空“剧本意识”的过程，然后我会像武侠小说中的“入定”一样，进入到小说的核心中去。我的生活相对简单，吃饭，睡觉，散步，看书，写作，和那种“热闹”相距甚远。其实“重归小说”没有那么艰难，如同一个老理发师，多年不给人理发，拿起剪刀也未必手生。重要的是，他主观上是不是想拿起这把“剪刀”。
记者：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是编剧核心的工作，如果再能塑造几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部剧也就立得住了。然而小说却不同，故事毕竟只是重要元素之一，还有思想、语言、结构等等。从技术层面，你怎样看待剧本与小说的差异？
海飞：剧本和小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电影靠画面，是考验导演功底的；电视剧靠的是对白，考验编剧功底。当然，影视作品还需要团队的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等多部门联动，其实是一个综合产品。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编剧，回到小说创作中时，最常见的现象是，叙事的语言美感完全缺失，大量填充情节，生怕读者想象力不够。所以最容易生产出不像剧本又不像小说的一种文体。优秀的剧本其实也应该融合许多小说创作的要素的，比如你所说的思想、语言、结构。我一直以为，好小说很少有没被改为好剧的，好剧也很少有缺失好小说基础的。就中国小说而言，《红高粱》《城南旧事》《围城》等比比皆是，流传至今的四大名著，没有一部不被改编成影视剧。也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北平无战事》等电视剧，有着十分稳固的长篇构架，其故事若成为小说，不比国内一些获长篇小说巨奖的获奖作品差。
记者：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风者》《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质的小说文本，再转化为影视剧产品。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视剧剧本，在故事的层面都非常精彩、扎实，似乎编一个“好看”的故事对你而言并不困难。很显然，你在剧本中寄寓了更大的文学抱负。
海飞：莫言曾把获诺奖时的演讲标题取为：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是难中之难。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经过了数百年检验的好故事。我始终觉得，好小说应该是一个汪洋恣肆的故事，这故事是泥沙，但是夹在文学的“水”中，滚滚而来，瞬间击中读者的阅读神经。客观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大规模投身影视编剧，成就了中国影视近二十年来的繁盛与辉煌，但这种源自文学溢出效应的支撑正在迅速衰减。好编剧要讲好故事，更要留下经典的文本。
呈现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
——与小说家、编剧海飞谈谍战剧创作
■本报记者 傅 强
影视的繁盛源于文学的溢出效应
记者：最早接触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在整个70后作家群中，你的个人风格也是显明出挑的。然而从《旗袍》开始，短短几年间，《旗袍2》《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花红花火》，一部部影视剧的接连推出，使得“海飞现象”成为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界的热门话题。即将上映的电视剧《麻雀》又是未播先火，在我看来，这是你谍战剧创作中文学性极强的一部，把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应该说是一种极有难度的写作吧？
海飞：说到难度，首先当然来自文体的转换，《麻雀》源于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同名中篇小说。但是对编剧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于对品质的追求，说白了是一场智力比拼，也是一场闯关游戏。特别要说的是，“两难”是最令编剧纠结的，在以往的谍战剧中，我们总是忽略了“难”的程度，主人公面临的问题，总会轻易地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要想打造一部经典剧，编剧必须要把自己逼到墙角，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者：我们常说影视编剧是把双刃剑，过多涉及影视文学创作会损坏小说家的感觉。但在你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并未出现这种状况，反而是感觉你的故事编织非常扎实，而且借用了很多视觉化语言，比如人物视角的切换、故事桥段的运用……打通小说创作与剧本写作间的鸿沟，并在两者之间自由跨界，是一件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你是怎样处理并且融汇这两种思维或者说两种语言的？
海飞：有很多小说家离开小说后没有再回来，不是回不来，是他们不想回来了。回来的路径只有一条，相对的安静。但是剧本创作让他们无法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来静心。我在写小说前，会有一个清空“剧本意识”的过程，然后我会像武侠小说中的“入定”一样，进入到小说的核心中去。我的生活相对简单，吃饭，睡觉，散步，看书，写作，和那种“热闹”相距甚远。其实“重归小说”没有那么艰难，如同一个老理发师，多年不给人理发，拿起剪刀也未必手生。重要的是，他主观上是不是想拿起这把“剪刀”。
记者：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是编剧核心的工作，如果再能塑造几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部剧也就立得住了。然而小说却不同，故事毕竟只是重要元素之一，还有思想、语言、结构等等。从技术层面，你怎样看待剧本与小说的差异？
海飞：剧本和小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电影靠画面，是考验导演功底的；电视剧靠的是对白，考验编剧功底。当然，影视作品还需要团队的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等多部门联动，其实是一个综合产品。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编剧，回到小说创作中时，最常见的现象是，叙事的语言美感完全缺失，大量填充情节，生怕读者想象力不够。所以最容易生产出不像剧本又不像小说的一种文体。优秀的剧本其实也应该融合许多小说创作的要素的，比如你所说的思想、语言、结构。我一直以为，好小说很少有没被改为好剧的，好剧也很少有缺失好小说基础的。就中国小说而言，《红高粱》《城南旧事》《围城》等比比皆是，流传至今的四大名著，没有一部不被改编成影视剧。也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北平无战事》等电视剧，有着十分稳固的长篇构架，其故事若成为小说，不比国内一些获长篇小说巨奖的获奖作品差。
记者：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风者》《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质的小说文本，再转化为影视剧产品。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视剧剧本，在故事的层面都非常精彩、扎实，似乎编一个“好看”的故事对你而言并不困难。很显然，你在剧本中寄寓了更大的文学抱负。
海飞：莫言曾把获诺奖时的演讲标题取为：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是难中之难。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经过了数百年检验的好故事。我始终觉得，好小说应该是一个汪洋恣肆的故事，这故事是泥沙，但是夹在文学的“水”中，滚滚而来，瞬间击中读者的阅读神经。客观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大规模投身影视编剧，成就了中国影视近二十年来的繁盛与辉煌，但这种源自文学溢出效应的支撑正在迅速衰减。好编剧要讲好故事，更要留下经典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