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贺龙元帅并告慰红二、六军团先辈
■贺捷生
我气喘吁吁地往上攀。149个台阶，陡峭，阴冷，潮湿，像天梯般通向高高的山顶；因为极少有人光顾，台阶的立面长出一团团毛茸茸的绿苔；我几乎每上两三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喘口气，腿肚子在一颤一颤地抖。
山顶上立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
我固执地要爬上去看这面碑，向长眠在这里的红二、六军团的烈士们默哀，敬献花圈。因为，我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女儿，也是红二、六军团的女儿，血脉里流淌着他们的血。当年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就跟着他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人。而今，千里迢迢回到天子山为父亲扫墓，然后直奔这里。我想，我祭奠了父亲，怎么能不来拜谒这些曾经与父亲生死相依的烈士呢？
红二、六军团从统帅到士兵，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一个亲密的战阵，别说近80年前长眠在这里的烈士，即使当年有幸活下来，跟着父亲去长征，再跟着父亲走进人民共和国的那些功勋卓著的将士，如今活在世上的，还有几个？
当一代人静悄悄地谢幕，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远去，他们灵魂的归宿，一定都在这片曾经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土地上。因此，我必须攀到山顶上去，站在纪念碑前，对烈士们表达我的敬仰和思念。
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回头一看，黑压压的，都低着头，心情同我一样沉重。我往上爬，他们也爬。我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从张家界出来的时候是两辆车，路过父亲的故乡桑植，母亲的故乡慈利，悄悄跟上来好几辆车。我在小镇上瞻仰几个红军旧址，镇上的人差不多都涌来了，小小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他们有从桑植、慈利和永顺县城赶来的干部，有部队官兵，更多的是当地父老乡亲，许多人见面就叫我“姑姑”，多大的人和多年轻的人都这么叫。自从父亲端了芭茅渓盐局，湘西跟着他出来打江山的子弟兵，太多了。无论从血脉还是伦理上说，他们的后人都是我的亲人，谁从人群里挤进来叫我一声姑姑，我都答应，和他们手拉手，惺惺相惜。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来看我的，还想通过我回望那个血火浇铸，让他们既模糊又惊奇的年代；回望他们从未谋面，但在80多年前就献出了生命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
这个地方叫塔卧，是湘西永顺一个古色古香的老镇。
近80年了，穿过漫长的时空隧道，你是否还能看到隧道那头闪烁的光亮？
南昌起义后，父亲赤手空拳再次从上海辗转洪湖回到湘西，举行“年关暴动”。手握大刀、梭镖和鸟铳围绕在父亲身边的，有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时的老部下，有在南昌起义中失散的官兵，大多数是农民，仅贺家宗亲就不下3000人。不到两年，便有了列入中国工农红军编制序列的红二军团。这支队伍诞生、发展和迅速壮大，成了湘鄂川黔四省反动政府的心腹大患。
湘西是父亲的故乡，又是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杂居之地，纯粹由潇湘儿女组成的这支革命武装，舍家舍命，英勇顽强，就像漫山遍野生长的芭茅草，到了春天就发芽，点一把火就燃烧。正因为这样，这支队伍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家谱中，素以不怕掉脑袋，特别能战斗著称。我远近闻名的大姑贺英，在父亲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的时候，把她一手拉起的上千人队伍交给父亲指挥，正是在红二军团被迫东征后，因叛徒告密而牺牲在残酷的战场上。已经有4个孩子的四姑贺满姑，死得更惨，她被敌人包围后，因寡不敌众被俘，被反动派押到县城示众，当场五马分尸。我母亲因为怀着我姐姐红红，行动不便，不能跟着父亲的队伍走，被迫流落在还乡团猖獗的桑植、慈利一带山林里，披星戴月，东躲西藏。姐姐红红生下来刚满周岁，一场麻疹袭来，我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自己怀里。
与红二军团在黔东木黄镇会师的红六军团，3个月在湘赣边界的西征路，同样是用烈士的鲜血铺成的。1934年8月，国民党调集50万大军向江西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疯狂大“围剿”，中央为了保存力量，准备大规模转移，命令战斗的湘赣边永新、遂川一带的红六军团先行探路，旨在与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看出红六军团的意图，严令湖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军阀围追堵截。红六军团且战且走，当他们走到贵州石阡甘溪镇，遭到湘黔桂三省军阀24个团的联合夹击。甘溪镇位于梵净山深处，山峦叠嶂，道路崎岖，三省敌军铁壁合围，堵死了所有要道和隘口。红六军团进入包围圈，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像疯狗一样扑上来，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红军左冲右突，喋血夺关，一支出发时兵强马壮，达9000人的队伍，突出重围后只剩下3000余人。梵净山绵延纵横数十里，在它的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到处堆着红军的尸骨。
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木黄镇胜利会师，但在川西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便向湘西开拔，展开前程未卜的湘西攻势。为什么在黔东会师，却跑到四川边缘的南腰界去召开会师大会呢？敌人从梵净山追过来了啊！他们必须利用湘川黔三省军阀对边地相互推诿造成的缝隙，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危机。再说，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10万红军已开始大搬家式的长征，仓促踏上征程的大部队必须通过湖南和贵州境内，中央赋予红二、六军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大量敌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从湘赣边界走来的红六军团官兵以为长期活动在湘鄂川黔的红二军团有现成的根据地，我父亲在两军会师大会上说了那段几十年后依然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话。我父亲说：“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经过几千里的远征，本来应该让你们好好休息，可是蒋介石不批准啊！他对我们苏区反复围攻，想要吃掉我们。我们呢，就要打到外线去，给他点厉害看看！现在，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
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但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极为钦佩，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中央红军一见如故。当时红二军团还没有电台，两军会师的消息，是通过红六军团带来的两部电台报告中央的。中央又通过红六军团的电台下达组建红二、六军团的命令；同时命令我父亲担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红六军团随队军政主席任弼时任红二、六军团政委，萧克任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六军团军团长。关向应任红二军团政委，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从这天起，我父亲与任弼时、萧克、王震，还有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这些从江西中央苏区来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割颈相交，血肉与共。
11月7日，红二、六军团占领湘西北部咽喉永顺县城，对尾随而来的湘军陈渠珍部展开战斗。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湘江；湖北军阀徐源泉的部队，屯聚在鄂西施南地区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两地。紧盯红二、六军团不放的，唯有“湘西王”陈渠珍。陈渠珍是我父亲的老对手，相互打了许多年，虽然他的兵力多于我军，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杂乱，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涣散。而会师后从黔东直插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8000子弟，但都经过严酷的战争锻炼，官兵们觉悟高，士气旺盛。
战场选在永顺境内龙家寨十万坪，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谷地，杉木河贯穿其间，谷地长约15华里，宽约4华里，地势平坦，可装入大量敌人。在永顺县城休整7天后，我父亲命令用600块大洋买下县城西侧的一座花桥，一把火烧了，断敌退路，沿途丢弃一些破草鞋、破木箱、破枪，几匹骨瘦如柴的马，将敌人一步步引进预设阵地。陈渠珍是个刚愎自用的老油条，他真以为红军仓皇逃窜，率部一路狂追，当他们完全进入十万坪时，两边枪声大震，红军像暴风骤雨般席卷而来，让他们陷入逃无可逃的境地。
十万坪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仗，歼敌1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周植先和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200余支，轻机枪10挺和大量子弹、马匹等军用物资。
11月17日，红军重占永顺城。接着兵分两路，分别夺取桑植、大庸两城。至月底，摧毁陈渠珍10个团，把永顺、桑植、龙山、保靖、大庸大部分地区纳入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管辖区域。纵400里、横240里的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宣告诞生。
12月10日，新成立的湘鄂川黔临时省委、省革委、省军区机关，从大庸迁至永顺北部的塔卧办公。从此，这个古老的镇子成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成了红二、六军团像模像样的家。紧接着，根据形势需要，军团决定在塔卧的雷家新屋创办红军大学，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由萧克任校长，谭家述任副校长。红军大学教政治、教军事，讲述战术规则、射击学原理等课程，也开“马克沁”机枪如何分解与结合这样一些实用课。
还有一件要事，是扩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猛烈地扩红”。因战斗频繁，兵员消耗非常严重，部队抽调善做群众工作的指挥员，与地方苏维埃政权密切配合，在周围数县积极开展扩红运动。根据地一时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几个争先恐后当红军的热潮。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当地史料记载，从1935年1月至10月，塔卧所在的永顺县有6000多人参加红军，郭亮县有4000多人。两县另有100多名妇女站进了红军的队伍中。桑植、大庸和慈利三县参加红军的也不在少数。经过扩红，红二军团由会师时的4100人，发展到9200人；红六军团由会师时的3300人，扩大到11000人。红十七师有个连队160名战士，全是永顺人。
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湖南、湖北两省十几个师约11万人，“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塔卧作为红色心脏的平静被打破了，红二、六军团决定跳出外线，经桑植陈家河过江深入到湖北恩施、鹤峰一带，避其锋芒。当部队接近水镇陈家河时，发现该地已经被敌人占领，长长的队伍停在离陈家河12里路的山地待命。占领陈家河的敌人是陈耀汉师的一个旅，但立足未稳；该师的另一个旅正经桑植县城向塔卧进发。父亲和几个军团首长商议决定立即展开部队，向陈家河之敌发起攻击，夺取过河码头。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口气消灭敌人两个团。通往湖北的大路被打通了，但这时得知敌东南李觉和陶广两个纵队因占领塔卧，正忙于庆祝“胜利”；西路张振汉纵队远在永顺与龙山之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唯陈耀汉师两个旅齐头并进，孤军深入，其经桑植向塔卧靠近的那个旅，估计已进入永顺桃子溪境内。而从陈家河翻过一片大山，就是桑植通往塔卧的必经之地桃子溪，送上门的大餐哪有不吃之理？军团首长觉得机不可失，当即放弃过江计划，改向桃子溪奔袭。傍晚到达桑植县城至桃子溪的三岔路口，六军团前卫判断从县城开来的敌人刚刚通过，报告总指挥部。我父亲当即下令冒雨出击，歼灭这股敌人。当晚掌灯时分，红军借夜色和暴雨，从村子四面的山林里包抄而来，如神兵天降。来自江北的敌人素来害怕雨战和夜战，顿时土崩瓦解。此战，陈耀汉的师部和下属旅部及两个团，被一举歼灭，唯有作为北路纵队司令的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侥幸逃脱。我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两门山炮，红二、六军团从此有了重武器。
3天打了两个漂亮的歼灭战，红二、六军团发现湘鄂两省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拥兵自重，完全可以利用边地的特殊地理条件与其周旋，各个击破。再说，桑植是父亲的老家，加上他的外婆是与桑植一江之隔的湖北鹤峰人，我母亲家在慈利，在革命前后，他走遍了这两大片地域。在此指挥两个军团战斗，他轻车熟路，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龙回到了水里。
湘西攻势至此不足3个月，战绩却是相当辉煌。此时，从贵州传来消息，中央刚开过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统帅的位置，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不过，中央红军摆脱了重大危机，真正考验红二、六军的时候也到来了。因为中央红军进入云贵川，湖南军阀何键完成了截击和追击任务，回师湘西，“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敌军陡然增至80个团。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改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战线伸展到湖北宣恩地区。之后半年，他们机动灵活，在湘西和鄂西来回穿插，连续打了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几个大仗，歼敌2个师，1个旅，1个师部，毙敌师长谢彬、旅长李延龄，活捉敌师长以下军官100多人，士兵8000多人。被活捉的敌师长，即西路纵队司令张振汉。
张振汉是在忠堡战斗中被俘的。说是“围剿”红军，最后竟连他这个纵队司令都被红军捉住了。张振汉被俘后，红军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把他杀了。在一片杀声中，我父亲却说：此人不杀，让他在红军大学高级班当教员。父亲还说，战争是要死人的。国民党军那么强大，武器那么好，那么训练有素，而我们是一支农民军队，在战斗中全凭一股血勇之气，猛打猛冲，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何时能取得胜利？我们办红军大学，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把敌人的本事学过来就是一招。别看张振汉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但他懂军事，懂战略战术，红军大学正缺这样的老师。
张振汉换上红军的灰布军装，果真当了红军大学的老师，而且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他教军事理论，也教新缴获的武器如何操作。几个月后，他又作为红军的一员，随将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长征，成为唯一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还让有关部门派人到武汉找到他太太，帮她化妆成农妇，接到延安，让他们夫妻团圆。解放后，张振汉官至武汉市副市长。
1935年11月19日，接到中央命令，父亲带着红二、六军团20000官兵，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给养，也带着我这个生下来只有18天想送却没有送出去的婴儿，告别荒山野岭埋葬着他们成千上万的同伴，在桑植刘家坪宣誓长征，追赶一年前踏上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1981年，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永顺人民，在塔卧慷慨地用一座山，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二、六军团烈士纪念碑”。碑名由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当年在湘西成为我姨父的萧克上将题写。
沿台阶攀上山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烈士纪念碑，顶天立起，直插云霄，就像从巨大剑匣里拔出的一柄利剑，必须昂起头，倒退好几步，才能看到碑顶。朵朵白云从碑顶悠然飘过。看见18个熟悉的镏金大字，父辈们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另一面碑。那是立在几棵松树下的烈士名录碑。我走过去看这面碑，仔细辨认碑上刻着的姓名。然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粗糙的碑面侵蚀得斑斑驳驳，我没有读出一个完整的名字，甚至一个完整的字。这让我心生悲凉，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瞻仰完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名录碑，在一个能看见塔卧全貌的位置，我默默站了一会儿，眺望了一会儿。永顺在湘西不算发达，偏僻的塔卧与我几十年前来寻访时看到的样子一样，浮现在眼前的仍然是一片片鱼鳞般的黑色屋瓦。往远处看，是层层叠叠的山，波浪起伏的岭，一缕缕灰白的雾在黛青的山色中缓缓地飘，分不清是炊烟还是云朵。这时候，自然而然，在我的脑海里蹦出了几句诗，是在战争年代牺牲了6位亲人的毛泽东在1959年回湖南韶山故乡时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标题书法 王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