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军
■潘娟芳
光阴的年轮匆匆走过，采访过的老红军很多已驾鹤仙去，幸存的都已是百岁仙翁。采访这些老红军，我的灵魂经受了刻骨铭心的洗礼。
热血青春
“1933年，红军一个班住在我家里。红军临走那天，我去送他们。嘿，我跟着队伍就走了。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那时候我13岁。”这是军委原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李春林的参军记忆。
算起来，我采访的老红军有数十位之多。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十几岁参加红军，很多人像李老这样，“跟上队伍就走了”。
在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中，“年轻”是红军的一大特征。“这就是中国的红军，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二十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30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完成了长征。”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15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他是红25军政治部的科长，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18岁的他硬是拉着马尾巴往前走，瘸着拐着咬牙忍痛坚决跟上了部队。
军委原炮兵司令员宋承志14岁参加红军，小小年纪就得了个外号叫“亡命徒”。因为他打仗不要命不怕死。他笑着说：“‘亡命’就是拼命，‘亡命’才能革命”。
老红军苟金元，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在甘肃安西，老人坐在一张旧藤椅里，又瘦小又单薄。随行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个旧皮包，老人一看到，黯淡的眼神顿时放光。原来，当年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草地会师，互赠礼物，22岁的苟金元得到了这个皮包。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危难时刻，他把包埋进了一个破窑洞里，直到解放后才挖出来，奉为珍宝。后来博物馆征集红军文物，他忍痛割爱相赠。在皮包的内侧，是他亲手刻下的镰刀斧头的党徽，还有一段文字：“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卅军89师267团团部苟金元，1935年。”
对李春林老人的采访，“快乐”是关键词。我问他：“参军时才13岁还没有枪高吧？”他说：“我有个小马枪，刚好和我一般高。”“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三过草地，一次比一次更艰难，后来野菜都已经吃光了，您也挨饿了吧？”他说：“我背个干粮袋子，饿了就抓一把面吃。”说起穿着单衣单裤在严寒中行军作战，老人说：“我有个毯子，行军睡觉都裹着毯子。”谈到终于抵达党中央指示的目的地星星峡，老人开怀大笑：“嘿，到星星峡就好了，太好了，有吃的了，有车坐了，哈哈哈……”
“什么都没有，除了手中夺来的一支步枪，肩上一袋没收来的米，心上一首新歌，晒黑了的光鲜的脸上一脸真挚的微笑。红军正因为是极年轻的军队，所以才能满溢着力量、理想、牺牲的勇气与热诚——而且永远自认为快乐。”我的采访，印证了斯诺夫人笔下红军战士的热血青春。
信念擎天
这是一次“超级”采访。12天，30多盘磁带，主人公空军某军原副军长张毅侃侃而谈：“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每天血战恶战。敌人报纸上写的是‘红四方面军即将全部被消灭’，可我们行程五千里，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把革命的火炬从鄂豫皖燃烧到了川北。”
1935年6月6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川西北的懋功首次会师，张毅是李先念率领的先遣队员之一。“我们大喜过望，紧紧握手拥抱，有的把帽子扔了起来，有的把人抛向空中，有的高呼口号，有的朝天鸣枪，更多的人则流下激动的眼泪……”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又挥师南下，他们再次来到懋功。张毅说：“李先念叫我一块在懋功街上转转，看看原来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接见他们的那个教堂。看了以后，我们叹了口气，当初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遍地红旗飘扬，现在冷冷清清，心中充满凄苦和迷茫。”
当听到撤销张国焘的第二中央，部队再次北上的命令时，他们兴高采烈群情激昂！重整行装，他们第三次走过号称“死亡之海”的草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前进。张老说：“虽然艰苦卓绝，但是我们心中是光明的。”
采访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老人吸着氧气，谈起红军的经历顿时来了精神。
1931年，在大别山故乡，14岁的儿童团员陈明义参加了红军。他作战英勇不怕牺牲，南江战斗中曾身负重伤。红军长征北上时，他任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受到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的关怀，聆听了他们的教诲。
在西征的危急关头，陈明义和肖永银领受了一项重任：护送徐向前和陈昌浩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在祁连山的黑水河边，面临绝境的时候，徐向前决定让部队分散突围。他说：“纵然危险，也总会有人能走到陕北。”徐向前写了封信交给肖永银，嘱咐他一定把信交给党中央。他们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但是陈明义又一次身负重伤。在一个30多丈深的煤井里，他们躲藏、养伤。伤势稍稍好转，他们又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途。整整4个月，他们翻雪山、穿沙漠，一路乞讨，终于到达陕北，完成了肩负的使命。
“只要活着，就要去延安找党中央，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仿佛穿越了时空，老人的眼神炯炯有神。他后来从延安奔赴抗日战场、参加解放战争、进军西藏，指挥修建康藏公路，被称为“金桥司令”。
循着红军走过的路，我们看到了无数的红军标语。“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赤化全川”“红军万岁”……80多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把信仰刻进了岩石，也深深刻进了每个人的灵魂。
岁月如歌
在河西走廊，我采访的老红军有一个特别的称谓——流落红军。
1936年10月，三军会师后不久，还没来得及纵情欢呼庆祝，没来得及把单衣换成棉衣，两万多名将士就从会宁出发，向西跨过黄河，执行西路军的战斗任务。他们遭遇了强敌的围追堵截，虽拼尽全力浴血奋战，英勇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无奈最终兵败。1937年春天，在新疆的星星峡，陈云和滕代远代表党中央迎接他们，只有李先念率领的400多人队伍抵达。逾万官兵命殒河西，很多红军战士受伤，被俘，流落。
党中央及时组织营救，但流落的红军还是有六千之众。他们从鄂豫皖、从川陕故乡来到河西走廊，在这茫茫的大漠，从红军姑娘小伙变成了西北老人。他们说：“不害怕敌人，只害怕掉队。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再苦的条件、再大的牺牲都不怕！”可是，他们还是掉队了……
被俘女红军的命运堪称人类历史的悲剧。战争中女人也许真的是弱者。战场拼杀不输男儿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女战士，被捕后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还有的被凌辱被转卖。
陈淑娥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夫人。1933年，15岁的陈淑娥看到红军女兵唱着歌行军，她“好高兴加入了队伍”！孙玉清军长壮烈牺牲，她在狱中生下了遗腹子。为了保护这个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她说她们都没有怎么想家，只一心想着怎么能到延安去。“那时候太傻了，没想到装成个哑巴，不露出口音逃跑可能就成功了。”说起红军剧团的姑娘们最会唱歌，84岁的老人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李文英拼死跳下了山崖，却难逃受伤被捕的命运。她受尽了百般折磨，逃跑了4次都被抓回，最后流落武威。采访那天，老人穿上自己缝制的灰军装和八角帽，带我们来到当年红军战俘栽种的杨树下。这些杨树有一个红色的名字叫“红星杨”，树枝的断面是神奇的五角星图案。老人精心地把枯枝收集起来，扎上红布条，她说，那是她的红军战友们不死的英魂。
吴光增、李秀英、刘汉润……我们见到了10多位幸存的流落红军。也许被践踏受尽委屈，也许含辛茹苦最后认命，可是在他们的心底，始终有一首歌，一个不灭的心愿——回到红军队伍！
在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下，有关方面派人调查西路军始末，为他们正名。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明确记载：“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历尽磨难，他们终于归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