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砥砺奋进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脚步从未停止，实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而博物馆里的一件件文物，就像一个个深刻而坚定的脚印，见证着曾经的艰苦历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几件关于党代会的红色文物展出颇为引人瞩目。这些文物，不仅展示着当年党代会时的点点滴滴，也向世人讲述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纲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申明了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一大通过的纲领，其产生不是偶然的。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再到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相结合，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经过许多艰苦的努力。

一大召开以前，许多共产主义者都围绕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也是一大通过的纲领产生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发展史上，中共一大纲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一大召开期间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搜查，因此中共一大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草案原件和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没能保存下来。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曾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对于找不到的原因，他没有直接地说明。但一份题为《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的俄文档案中有所涉及，陈独秀在谈到党的经费时说：“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一大档案的遗失，使得中共一大的历史一度成谜，甚至于当年的代表都无法清楚地回忆起一大开会的日期。这种状况直到1957年才出现了转机。这一年，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在整理这批文件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中共一大的有关档案，其中就有这份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这份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从考证。

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曾将此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并送请董必武帮助鉴别。董必武在1959年9月5日的复信中说：“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廷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版和其他一些文件是作为附录文献出现在论文后面的。

经对照，英文本与俄文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均为15条；其中第10条内容后，均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其余条文要点基本相同，仅文字稍有出入。两种文本在第11条都有注。俄文本第11条注：“遗漏”；英文本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11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10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

两个译本共同证明：中共一大确曾存在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内容一共名义上15条，现存14条，缺第11条。

这条被“遗漏”或被抹去的内容会是什么呢？

根据一大的其他文件和党在后来的实际活动来看，可以推断这一条是有关党的宣传工作的。

从行文上看，第九条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第十条说的是组织工作；第十二条说到地方委员会的财政等要受监督。全文没有专门的条款来谈宣传工作，不仅和一大以后党的实际情况不符，和同在一大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也是不符的，因此可以推断第11条有可能说的是党的宣传方针、计划和政策，因为比较具体、秘密，所以没有公开。

在肯定中共一大纲领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中共一大纲领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纲领条文比较简单，内容和结构都不够完善；在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时，没有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联系起来，没有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具体步骤；无论在内容的表述、用词上还是从体例上看，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深受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当然，这些缺陷的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毕竟，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预先设计好革命的蓝图以后再进行革命，规律和认识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积累。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该书问世以来，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1919年冬，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之后，于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

陈望道，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一个叫分水塘的小村庄里。少年时代的陈望道和中国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相信“实业救国”。16岁时他翻山越岭，来到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觉得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非远赴科学技术发达的欧美不可。于是他来到了上海，先补习了一年英语，为赴欧美做准备。但是，限于经济等种种条件，他并没有如愿西行，只能求其次而转向日本。到了日本，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喜欢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陈望道的汉语功底非常深厚，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以其著作《修辞学发凡》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他精通外语、汉语功底深厚、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让陈望道成为《共产党宣言》汉译者的最佳人选。

1919年底，陈望道带着戴季陶提供的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到自己的家乡分水塘村。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陈望道回到家也只能住到一间柴屋里，条件非常艰苦。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遇到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参考资料的匮乏。当时，在大城市也很难找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更不用说在一个小山村了。陈望道只带了戴季陶给的一本日文底稿和一点儿参考资料，但是这些并不能够满足翻译的需要。为了能够翻译出高质量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来参考。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克服了无数难关，费了平时译书5倍的功夫，才把全文彻底翻译出来。最后完成译稿的时间是在1920年4月下旬。就这样，《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稿终于在分水塘的一间柴屋里诞生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陈望道的译本在“又新”印刷所中付印。该书为竖排平装本，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红印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横题“马格斯”三字；肖像上面大字横题书名《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时“共产党”误印为“共党产”），上面用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下面标注“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全书共56页，32开。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面世后，很受读者尤其是追求进步思想的青年的欢迎。印数有限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很快销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同时也为了纠正初版本书名的错印，同年9月，这一译本再版。再版本除了将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封面改为蓝印马克思半身肖像以及更改出版时间外，其余均同于初版本。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初版，既没有精美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在那个年代却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革命者前行。毛泽东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就包括其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不仅使当时中国思想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且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已存世极少，目前所知国内仅存寥寥数册，非常珍贵。

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教授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时，已有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2004年，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已被批准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共产党宣言》无疑是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90多年来，《共产党宣言》是印数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单行本。截至目前，共出现过12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然而，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所据的翻译底本主要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兼参考英文版，而不像之后各版主要从德文、俄文或英文版译成。

另外，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其他各版均出版于成立之后。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让中国人直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作为思想武器，对于正在建党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意义更加重大。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